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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枪声响起,全面抗战爆发。
四川,这个深处中国西南腹地的省份,没有犹豫。
川军奉命出川,挑着扁担,穿着草鞋,走向华北、中原、缅甸——走向几乎注定无法生还的战场。
他们不是中央军,没有德械装备,没有重炮支援,连一双完整的军鞋都常常凑不齐。
但他们去了,时时刻刻扛着整个民族的存亡。
川军不是神话。
他们是农民的儿子,是山沟里长大的青年,是连县城都没出过的普通人。
可当国家需要,他们就出发。
1937年8月至10月,首批二十万川军整装离川,随后几年,参战总人数高达三百二十万。
这意味着,当时四川每七个青壮年中,就有一人穿上军装。
展开剩余91%这不是征兵,这是整个省在送命。
出川的路,比战场更残酷。
从成都出发,翻秦岭,穿汉中,才能抵达前线。
秦岭山高路险,雨季泥泞,冬季结冰。
士兵出发时穿单衣,走到半路冻得发抖。
草鞋磨穿,用麻绳捆着继续走;粮食耗尽,挖野菜、嚼树皮充饥。
有人走着走着倒下,再没起来。
尚未接敌,队伍已折损近半。
装备之差,令人难以置信。
步枪多为清末民初遗留,枪膛锈蚀,连发数弹即卡壳。
火炮稀缺,重机枪一个师仅配两三挺。
钢盔、防毒面具?几乎不存在。
有老兵回忆,行军途中连军用地图都没有,全靠老乡指路或观察日影辨向。
网上流传邓锡侯曾向延安借地图,此事无权威史料佐证,极可能是后人演绎。
但川军在陌生战场两眼一抹黑,靠土办法作战,却是铁一般的事实。
抵达前线后,川军被编入第22集团军等序列,直接对阵日军。
1938年武汉会战,是他们首次大规模参战。
日军拥有制空权、坦克集群、重炮覆盖,川军只有血肉之躯。
阵地被炸成焦土,他们就往更深的战壕里钻;子弹打光,上刺刀;刺刀折断,搬石头砸。
战报记载,有士兵战死后仍紧握步枪,枪口直指敌方方向。
这不是文学渲染,这是真实战场记录。
武汉会战结束,川军伤亡过半。
一个连出发时一百二十人,战后仅剩二十余人,连长换了几任。
他们用命拖住日军,为战略转移争取时间。
这种打法,就是用人命换空间。
没有制空权,没有炮火掩护,通讯靠传令兵奔跑,川军能做的只有死守、死扛、死拼。
中央军优先获得德械装备与铁路运力,川军只能自谋生路。
补给线紧张时,军粮弹药运不进来,川军便组织随军挑夫。
这些挑夫,多是士兵的同乡、亲戚,甚至母亲、妻子。
他们背负几十斤物资,徒步千里,一路跟随部队。
川军不是单一作战单位华融资产,而是“三合一”:士兵打仗,民夫运粮,家属照料伤员。
这种全民动员模式,在抗战中极为罕见。
台儿庄战役让川军真正名震全国。
1938年春,王铭章率部死守滕县。
面对日军装甲车与重炮轮番轰击,他下令:“人在阵地在,人亡阵地亡。”
最终弹尽援绝,王铭章身中数弹殉国。
消息传回四川,成都万人空巷,百姓自发设灵祭奠。
他守滕县三日,为台儿庄主力合围赢得关键窗口。
他的牺牲,成为川军血性的象征——上了战场,就没打算活着回来。
王铭章并非孤例。
邓锡侯作为第22集团军司令,率领装备落后的老部下,在华北、华中反复鏖战。
他没有重武器,却硬是以步兵意志一次次挡住日军攻势。
日军战报承认:川军虽装备低劣,但战斗意志极强,一旦占据阵地,极难夺回。
民间有言:“川兵硬得像石头。”
这话糙,但准。
牺牲数字触目惊心。
1937至1945年,川籍将士参战三百二十万,阵亡六十五万以上。
每五名出川士兵,就有一人永远留在异乡。
四川作为大后方,本可相对安稳,却选择将最精壮的男儿送上战场。
每次征兵,都是无数家庭的撕裂。
村里送兵那天,母亲抱子痛哭,父亲沉默抽烟——不是无话可说,是怕一开口就崩溃。
川军的苦,连外国观察者都为之动容。
美国《时代》周刊曾报道这群“赤脚行军、肩挑扁担、衣衫褴褛却眼神如铁”的士兵。
记者写道:“他们缺乏现代战争所需的一切,唯独不缺勇气。”
对比鲜明:一边是高度机械化的日军,一边是穿草鞋、背土枪的川军。
可正是这群“土包子”,在战场上展现出惊人的韧性。
1942年,中国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,川军再次被推向前线。
约四万川籍士兵进入缅甸热带丛林。
高温高湿,蚊虫肆虐,疟疾、痢疾横行。
补给线被切断,粮食弹药无法送达。
士兵连续数日无粮,靠嚼草根、饮雨水维生。
即便如此,命令一下,他们仍端枪冲锋。
缅甸战场堪称“绿色地狱”。
有些连队整建制消失于密林,尸骨无存。
战后统计,入缅川军生还者寥寥。
那些未能归国者,名字未刻于碑,仅以“川军远征军”模糊标记。
至今,缅甸偏远地区仍可见简陋墓碑,字迹斑驳,无声诉说那段被遗忘的血战。
牺牲不止于前线。
四川后方同样在流血。
百姓不仅送子参军,更自发组织运输队。
成千上万挑夫背负军需,徒步千里。
途中遭遇空袭、土匪、疫病,随时丧命。
无人退缩。
因为所有人都明白:前线士兵用命挡敌,后方再苦,也必须把粮送上去。
战后川军逐渐被历史叙事边缘化。
国共内战爆发,地方部队地位下降;档案散佚,老兵凋零,这段历史一度尘封。
直至近年,口述史与地方志整理才重新唤醒记忆。
关于“邓锡侯借延安地图”之说,目前无任何可靠史料支撑。
国共抗战期间确有情报合作,但具体到军用地图借用,极可能是民间为凸显川军困境而演绎。
即便如此,川军缺乏专业测绘与指挥系统,却是不争事实。
许多部队在陌生战场作战,连敌我位置都难以判定,仅凭经验判断。
这种条件下仍能持续作战,本身就是一种军事奇迹。
川军战术原始,却有效。
无炮火掩护,便组织人海冲锋;无空中支援,专挑夜间突袭;无无线电通讯,依赖旗语与哨音。
有人戏称:“子弹打光,扁担上场。”
这话心酸,却是现实。
扁担不仅是行军工具,近战时真可作武器——抡起砸敌,亦能制胜。
川军并非只会硬拼。
实战中,他们摸索出诸多土法。
武汉会战期间,发现日军空袭有规律,便趁轰炸间隙组织反击;缅甸丛林作战,利用藤蔓设陷阱,依地形打伏击。
这些经验,全是用命换来的。
有老兵坦言:“我们不怕死,但怕死得没价值。每次冲锋前,必须想清楚怎么打才能多杀几个鬼子。”
川军的精神,根植于乡土忠诚。
他们不是为政党而战,而是为家乡、为父母、为脚下这片土地。
出征前,家人常塞一双新布鞋:“穿上它,走得稳。”
可这鞋,往往未出四川便磨穿。
但他们清楚:只要还能走,就必须向前。
因为身后是四川,是长江,是整个中国。
今天回望,川军之所以震撼人心,正因他们太真实。
他们会怕,会饿,会想家,但在国家危亡之际,他们选择扛起责任。
这不是英雄主义口号,而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下的本能抉择。
川军是中国抗战的血肉长城。
没有他们的牺牲,武汉难守,台儿庄难胜,远征军或全军覆没。
他们以最原始的方式,完成最艰巨的任务。
只因他们是中国人,是四川人。
如今成都街头,偶遇抗战老兵。
白发苍苍,步履蹒跚,眼神却依旧锐利。
若问当年为何参战,他们往往只答一句:“该去啊。”
没有豪言,没有修饰,就这么简单。
可正是这种简单,最直击人心。
历史不会记住每一个名字,但会记住每一滴血。
川军挑着的华融资产,从来不只是扁担——那是整个民族的希望,是千万人用命换来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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